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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2月，应靖波的好日子受到了莫名病痛的挑战。
应靖波，三十二岁，青岛当地人，出身买办家庭，父亲是一名专门替德国颜料商做中介推销颜料的掮客。子承父业，他从事的也是中介掮客的生意，但他不是背靠德国人，而是靠海吃海，专门经营海产品中介业务。最近五年来，虽然时局动荡，经历了改朝换代，但是应靖波的生意还算过得去，活钱公司没有断过，他个人手里常年握着一笔让他甚有底气的私财。
十年前，应靖波与本地“三福门染坊”老板刘三福的女儿刘巧玲结婚，婚后生了一儿一女，一家四口加上尚健在的老母，日子过得富足滋润，却也波澜不惊。
应靖波的身体很好，这是他除了有些钱财之外，很是引以为傲的。早年间，他曾跟当过义和团大师兄的伯父练过几年武术，上学后，时常利用父亲的关系，去德国人的俱乐部踢球、游泳。
应靖波常说，“男人有了钱，身体必须好，要不就亏大了！”
然而，常年不生病的应靖波，近来却觉得体内钻进了一条怪异恶毒的蛇，它不停地在全身游走，走到哪里，哪里就隐隐作痛，当他试图去捉住这条蛇的时候，它却又突然消失了，可是当他试图将这条蛇遗忘的时候，它又会变本加厉地冒出来，啃噬他的骨头、血肉。
起初，应靖波想依靠自己足够硬朗的身体扛过去，熬死这条无形恶毒的蛇。
但是，越熬他越觉得不对劲，一周后，因为实在无法忍受愈演愈烈的痛苦，他终于决定去看医生。
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信的是中医，但是受常年跟德国人打交道的父亲影响，应靖波不信中医，只信西医。
他去市立医院，挂专家门诊，特意找到了父亲的老朋友薛医生。薛医生是留英医学博士，内科专家，是市立医院权威专家。通过化验血液，照X光，应靖波一切正常，薛医生认为，应该是神经方面的原因，于是给应靖波开了一些缓解神经疼痛的西药。
但是，薛医生开的西药，对应靖波全无效果。
应靖波非常沮丧，又来找薛医生。
薛医生说，“也许是我看不了你的病，这样，我给你介绍一位留美归来的神经内科专家，他也许能治你的病。”
薛医生介绍的这位从美国归来的专家，名叫史德诚，青岛解放前开一家私人诊所，看一次病挂号费就要五块大洋。解放后，他被青岛海军部队看中，光荣入伍，现在是一名军医。
史军医跟应靖波打了两次交道。第一次，他的诊断结论与薛医生一样，也说是神经方面的毛病，尝试着给应靖波开了一些西药；当这些西药依旧无效，应靖波再次找来的时候，史军医诚恳地说，西医并不是神，像你这样的疑难杂症，也许中医有办法！
应靖波回到家中，问妻子刘巧玲，“西医让我去看中医，我去不去？”
刘巧玲并非寻常的家庭妇女，其父刘三福是帮会人物，身上素有一股江湖好汉的豪气，日本占领青岛期间，他开的染坊是国共两党地下党以及江湖抗日义士常来常往之地。刘巧玲受其父熏陶，又是初中毕业，非常有主见，她对丈夫说，“要看中医，就要看中医中真正的名医。”
应靖波问，“什么样的是中医中真正的名医？”
刘巧玲说，“技高人胆大，敢下别人不敢下的方子，这样的中医才是名医，或许能治你这样的疑难杂症。”
因为先前不信中医，经妻子这么一说，应靖波决定剑走偏锋，前去拜访青岛城中名气最大，据说善开猛方的杏林圣手“施一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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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见面前，应氏夫妇原以为大名鼎鼎的“施一帖”肯定是一位颏下银髯长飘的老者，哪知见面一看，对面坐的竟是一位西装革履，年龄不过三十来岁的青年俊才。
“施一帖”的这副做派倒是很符合应靖波的胃口，在他看来，中医敢穿西装坐诊，这分明是一种自信，是一种叫板，没有真本事，是断然做不出的。
“施一帖”做派现代，诊病却是传统、深沉，甚至有些高傲的。
应靖波付过诊金，刚要开口诉说病症，“施一帖”抬手做了一个阻止的手势，然后便开始切脉，切脉的时候，“施一帖”口中念念有词：“病家毋须开口，便知病情根源。说得对，吃我的药；说得不对，诊金奉还！”
这一番话，听的应氏夫妇面面相觑，惊奇不已。
“施一帖”切脉之后，向应靖波说道，“应先生你的情况是疼痛麻木，痛无定处，或游走全身，或定于手足诸关节，来去无常，敝人说得对否？”
应靖波暗叹，真是神了。
刘巧玲听了，更是一脸虔诚地问，“施大夫，我丈夫的病，有治吗？”
“施一帖”道，“应先生此为痹症中的寒痹。寒痹用药，宜温经散寒，祛风除湿。这样，我先开一剂药你去试试，如果吃了觉得疼痛、麻木次数减少了，那说明你对此方是服的，来复诊时我就有了主意，不然，还得另做考虑。不过，应先生请放心，你这毛病我包治包好，没有问题的，请尽管放心就是。”
说完，“施一帖”便开方子。
方子开好，交到应靖波手里的时候，“施一帖”又关照道，“这副药有点凶，服后你可能会有一些反应，不要担心，熬过去就好了。这毛病，只要把体内寒毒逼出来，说好就好！这药最好是晚上临睡前服，服后蒙被而眠，出一身透汗，病就好了。”
应氏夫妇听了，再三向“施一帖”道谢，然后离开了诊所。
那时候，名中医都是跟中药号挂钩的，病人拿到药方都要到挂钩的中药号去抓药。
与“施一帖”挂钩的是青岛“九源堂国药号”，地点在台南区云南路。
出了“施一帖”的诊所，应靖波觉得这回找对了医生，心情大好，本来他是要和妻子一起回家的，这会儿因为来了精神，便临时改变主意，说是要去一趟公司，处理一下因这毛病给耽搁了的生意上的事儿。
应靖波与刘巧玲分开前，特意嘱咐妻子，抓了药拿回家后，先不要煎，用清水浸泡着，等他回家吃了晚饭再煎，临睡前喝。
刘巧玲自然照做。
当晚九点多钟，应靖波服了妻子煎好的汤药，遵照“施一帖”的嘱咐，上床蒙被捂汗。刚躺下没多久，他便感到“施一帖”的这一剂药确是不同凡响，自从三个星期前发病，每天晚上躺下时他总觉得浑身寒冷，尽管被窝里已用灌满开水的紫铜壶暖了个遍，但他躺进去之后还是觉得钻进了冰窟窿，但是今晚不同，蒙被只几分钟，他便全身上下透热，舒服至极，很快就睡着了。刘巧玲见丈夫一脸惬意地睡熟了，暗自高兴，便和两个孩子睡到隔壁房间去了。
不料，午夜时分，刘巧玲被一阵异响惊醒，侧耳一听，是应靖波在隔壁呻吟，心里蓦然一惊，赶紧过去察看。
拉开电灯，只见应靖波满脸通红，一手按住额头，一手抓挠着颈部咽喉。见刘巧玲来了，应靖波痛苦不堪地说，“我喉咙里像生了炉子，嘴里像塞满了滚烫的沙子，快，给我倒杯凉水。”
刘巧玲倒来凉水，应靖波贪婪地一饮而尽，嘴里说道，“再倒一杯来。”
刘巧玲有些担心，但还是倒了。
应靖波一连喝了三杯凉水，还要喝，刘巧玲不敢再倒，谎称凉水没了，最后倒来一杯热水。应靖波喝了一口，说，“三杯凉水下肚，寒毒估计要排出来了。”
说完，他便睡下，想那寒毒尽快排出来。
刘巧玲上前摸了摸丈夫的额头，并不觉得烫，说了声“有事喊我”，便又回隔壁睡下了。
凌晨四点，应靖波突然惊叫一声，然后开始剧烈呕吐，等到刘巧玲赶过来，他已口吐白沫，昏厥过去。
刘巧玲连唤丈夫两声，没有反应，于是三步并作两步冲到门外，大呼“救命”，并狂敲邻居家门。
几位邻居中，一位做水果生意的老印，抗战时期曾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兵，略懂一些急救知识，他上前抱起应靖波急掐人中，又按脉搏，直说，“人还有救，赶紧送医院。”
然而，当救护车闪着灯开来，随车的医生一检查，说人已经死了，没有必要再送医院了。
刘巧玲身上有江湖儿女的影子，丈夫就这样突然而然地死掉了，她虽然悲伤，也有哭泣，但更多的是镇定。
邻居老印，性格有些耿直，就在左邻右舍都在围观应家的这一场悲剧时，他音量不小，声音粗糙地问了一句，“好端端的一个人，夜里怎么就突然死了呢？”
刘巧玲叹息一声，说，“我丈夫怪病缠身已经有半个多月了，但我想总不至于突然就要了命。会不会是那剂药的问题，太猛太邪了？”
说着，刘巧玲向左邻右舍讲起应靖波患病，去看中医的全过程。
大家听了像墙头草一般，瞬间从茫然疑惑倒向对“施一帖”的怀疑，有的邻居甚至说，“这个'施一帖’别是个江湖骗子，我看必须找他算账。”
刘巧玲倒是很理性，她说，“也未必是人家的问题，不过找他问个明白还是要的。我想这么办，还请四邻们给我帮个忙，先报丧，再去问个究竟。如果我丈夫确实是病死的，别把他的丧事给耽误了，还是尽快让他入土为安吧。”
左邻右舍觉得刘巧玲说的没错，便不再深究应靖波的死因，很快就散开了。
天大亮之后，亲朋好友闻知噩耗纷纷赶来，刘巧玲又将先前对左邻右舍讲的那些话，讲了一遍，大家听了，都没说什么。但是，就在几个亲朋准备随刘巧玲去找“施一帖”的时候，随着一个人的到来，情况发生了陡变。
来的这个人，是应靖波的发小，大家都叫他大罗。
大罗祖上数代都是经营中药材批发生意的，受到家庭熏陶，虽然他现在是一名体育教师，但是对于中医还是相当了解的。大罗性格直爽，跟应靖波生前关系十分要好，而且深知其底细，来到应家，只看了应靖波遗容一眼，他便当场料定，“应靖波是中毒而亡，被人下了砒霜！”
此言一出，片刻工夫，应家的气氛就变了，众人惊惧尖锐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刘巧玲，在那一个瞬间，仿佛刘巧玲的画皮已被撕下，露出了“潘金莲”的淫恶嘴脸。
刘巧玲意识到自己被怀疑成了毒杀亲夫的“潘金莲”，立刻去厨房，拿来那张折叠起来的黄纸，那是昨天那帖药的包装纸。
刘巧玲说，“抓药的纸，就在这里，有没有砒霜一查就知道。”
大罗问，“你的意思是说，这帖药里有砒霜？”
刘巧玲说，“如果我丈夫是被砒霜毒死的，那这个砒霜就是'施一帖’或者'中源堂’下的。”
大罗追问，“他们跟我兄弟无冤无仇，为什么要下砒霜害他？”
刘巧玲急了，回了一句，“你问我，我哪里知道？”
这个时候，有亲朋插话进来，说最好还是先去找“施一帖”问个明白，但大罗坚持要去公安局报案。
大罗说，“即便砒霜是'施一帖’下的，我兄弟也是被人害死的，这是人命官司，必须去公安局报案。”
大罗说这话是有潜台词的，但是为了维护应靖波的身后体面，他并没有把话挑明。
亲朋觉得大罗的话有道理，于是推大罗还有应靖波的弟弟应靖涛去市南区公安分局报案。在这个过程中，刘巧玲显得很坦然，她说，“这样也好，如果我丈夫是被砒霜害死的，他不能就这样闭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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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南区公安分局的民警听大罗、应靖涛介绍完情况，说应靖波的死，是不是医疗事故并未明确。你们应该先去卫生部门反映情况，如果是医疗事故，就由他们处理；如果排除了医疗事故，公安部门肯定会介入。
按照市南区公安分局的建议，大罗、应靖涛找到了台西区政府卫生科，“施一帖”诊所就在台西区。
台西区政府卫生科干部小顾听了两人的反映，又看了大罗提供的那纸“施一帖”所开的药方，凭过往经验，他认为像“施一帖”这样的名医，应该不会开出要人命的方子，但是为了慎重起见，小顾还是给“施一帖”打了个电话，“谎称”区政府有点儿事，请他过来一趟。
“施一帖”如约而来，还是那副洋派打扮，只是当他听说应靖波服了他开的药方而猝死的消息后，不禁还是一怔。
但是，“施一帖”并没有乱了阵脚，他请小顾记下开给应靖波的那剂药方，然后缓缓说道，“应先生的脉象所示，确系寒痹，这个诊断是不会有错的，至于我所开的方子，虽说内有乌头、虎骨等，但皆因病症所需。像应先生这样的年岁、体魄，别说患寒痹之症，即使没有毛病，服用一帖也决不会步上黄泉路。”
听到这些，大罗问，“我看我兄弟是被砒霜毒死的，这个该怎么解释呢？”
“施一帖”说，“我与应先生素不相识，无冤无仇，断没有害他的道理。是药三分毒，但我所开的方子只会救人，不会害人。你如果硬说应先生死于砒霜，那应该去询他的仇人。”
小顾问，“施大夫，依你看，问题会不会出在抓药环节？”
“施一帖”说，“我还是那句话，'九源堂’跟应先生无冤无仇，为什么要下砒霜害他？况且'九源堂’是青岛有名的国药号，我的方子都在他家抓药，再凶猛的药也从未出过问题。如果你们认为我的方子有问题，可以验我的方子；如果你们怀疑抓药环节，可以查验药渣。”
按照“施一帖”所言，小顾拿“施一帖”开给应靖波的药方，在另一家药号另抓了同一副药，“施一帖”全程参与，并在最后当众喝下了煎好的汤药，一点问题也没有。
小顾请教市里的专家，专家也都认为“施一帖”所开药方，绝无要命的道理。
查验药渣，是在应靖波家进行的，一干人围着桌子，把药渣倒在一个干净的洗脸盆中，用筷子一点点分拣，然后取来数个小碟子，耐心地将所有的中药残渣一一分门列类，各拣一碟，结果与“施一帖”开的方子全都对上了，说明在抓药环节毫无差错。
调查进展到这里，台西区政府卫生科给出最终结论：“施一帖”所开药方没有问题；“九源堂”所抓的中药也没有问题。
但是，在验药方、查药渣的过程中，有不止一人看到应靖波的死状，所持的看法都跟大罗一致，应靖波像是被砒霜毒死。
如此一来，市南分局就介入了进来。
出于某种偏见，又或者像大罗这样的人很是知道一些应靖波的隐私，当市南分局决定对应靖波之死进行立案侦查时，所有人都将怀疑的矛头对准了刘巧玲，大罗更是打开天窗说亮话，直斥刘巧玲是眼皮底下的潘金莲。
“我不是潘金莲！”这样的抗辩，对当时的刘巧玲而言，既是苍白的，也是可恨的。
市南分局派来调查此案的治安股民警老周、小陈，没有受到这种倾向性的影响，他们讨论后认为，应靖波之死，虽然已经排除了医疗事故，但还不能就此认定为命案，因为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应靖波确实死于突发疾病，而要确定应靖波究竟是死于疾病还是毒杀，最好请法医介入，进行尸检。
应家方面对于尸检持反对态度，即便是大罗，想到一生一世好兄弟死后还要遭受开肠破肚，也有些迟疑。然而，让所有人感到意外的是，几乎被贴牢“潘金莲”标签的刘巧玲，却坚决支持法医尸检，不仅如此，她还力排众议，毫不犹豫地在尸检申请单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大罗听说刘巧玲签了字，撂下一句，“这个女人够狠！”
刘巧玲有了说话的底气，当众又说，“我不是潘金莲！”
当晚，法医进行了尸检，之后又对应靖波生前服用的那剂中药残渣进行了化验。
次日，法医的尸检及药检结果出炉：死者无致命性疾病，胃里发现砒霜成分，送检中药残渣检出砒霜成分，死者确系死于砒霜中毒，砒霜是下在原药里的。
此结果一出，应靖波之死随即被定性为命案，并转由侦查科接手侦办。
接手侦办此案的两名侦查员，一名是二十五岁的殷贤铭，一名是二十六岁的仇越，别看他们年纪轻，参加革命却都有七八个年头，那时候像这样的年轻侦查员，老同志们都说是烈火淬炼出来的好钢，上阵就是尖刀。
经过初步的调查，殷贤铭和仇越对案情进行了分析：药方没有问题，首先“施一帖”可以排除；应靖波夫妇从施氏诊所出来就分手了，应靖波去公司办事，刘巧玲则去施指定的“九源堂国药号”抓药，在这个过程中，接触到原药的，现在知道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刘巧玲，另一个就是亲自给刘巧玲抓药的“九源堂”账房黄承议，这两个人都有条件在原药中下毒，因此都有嫌疑。
殷贤铭说，“药检结果说，砒霜是下在原药里的，药是刘巧玲煎的，如果是她下的毒，从人的心理以及行为逻辑看，她应该最后把砒霜下到汤药里才对，没必要早早地下到原药里，而且死者嘱咐她，要她先把药材浸泡在清水里，等他回家吃了晚饭再煎，还有，毒如果是她下的，她应该害怕尸检才对，没道理力排众议，坚持尸检，所以我认为抓药的黄承议嫌疑更大。”
仇越说，“可是黄承议没有作案动机呀！而好些人都在说刘巧玲是潘金莲？”
殷贤铭说，“有没有作案动机，要调查了才知道。说刘巧玲是潘金莲，这里有没有名堂，也要搞清楚，但我认为这种说法更像偏见，而不是事实。”
仇越说，“即便黄承议有动机，他又怎么能保证死者一定会到他手里抓药呢？”
殷贤铭说，“死者怎么找到施一帖的也要调查。”
针对“九源堂国药号”账房黄承议的调查，两位侦查员在取得一致意见后，选择了一个既直接又刁钻的角度，先查“九源堂”的砒霜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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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源堂”的汤老板听说要查药号砒霜库存，竟然吃惊地叫出声来，“啊？这个······不是已经查过敝号跟死者无涉吗？”
殷贤铭敏锐地捕捉到了汤老板叠加在吃惊之上的那一掠而过的慌张神经，暗自寻思，这里可能有戏，于是严肃地正告对方，这是侦查办案必须要走的一步，请出示贵号的砒霜账目。
汤老板听了，不敢拒绝，于是叫来账房黄承议，对砒霜库存进行盘点，结果很快出来：“九源堂”的账目上记录应有库存砒霜一两一钱七分五毫五，但经当场点检，实际库存却只有一两一钱七分五毫二，短缺了零点三毫。
这是一笔账。
另一笔使侦查员感到疑惑的账是，前天亦是死者之妻刘巧玲前往“九源堂”抓药的1月3日，账本上“砒霜”一栏里清楚地记录着出货零毫三，这笔出货会不会被加进了刘巧玲要抓的那帖药里？如果不是，这笔出货又是什么人抓走的呢？
殷贤铭、仇越以前在解放区时参加过侦查业务培训，在学到砒霜下毒致死量时，教员传授给他们的是“不过零毫六”，意思是如果人体内摄入超过零点六毫的砒霜，就会送命。当时中国实行的是老秤制，一市斤是十六两，一两十钱，一钱十分，一分十毫，按后来规定的一市斤五百克的国家计算标准，老秤一毫相当于0.3123克，零毫六就是0.1875克。这与后来的法医教材上关于砒霜的致死量在0.1克至0.2克是相符的。
将这两笔账联系到一起看，殷贤铭的心头不免一惊，账本上记录的砒霜出货量与实际短缺数量相加，正是砒霜下毒的致死量——零毫六。
难道说，黄承议在给刘巧玲抓药的时候，零毫三的砒霜他记在了账上，剩下的零毫三他没有记，偷偷地添加了进去？
可是“施一帖”的药方里没有砒霜呀，黄承议又怎敢有账可查地向药里添加砒霜呢？
这里面到底藏着怎样的名堂？
鉴于“九源堂”汤老板、账房黄承议有重大嫌疑，两位侦查员随即将他们带到附近的派出所，进一步分别问话。
事已至此，汤老板不敢隐瞒，首先爆出了“施一帖”轻易不示人的秘密。
汤老板说，砒霜是毒，也是药，只是通常不用于内服罢了。如果病症需要非得内服，一般是跟其他中药混合制成药丸后按量谨慎服用，但“施一帖”却是个另类，他给人看病，惯使奇招险法，别人不敢用的禁忌药，他敢用，别人不敢超越的药限，他敢超。正因为如此，他善治疑难杂症，长期以来名声很响。为了守住秘密，避免非议麻烦，私下里他跟“九源堂”有约定，他开的药方不写砒霜，如果必须配进砒霜，就在药方的右上角画上一个记号。不同的记号表示不同的剂量，一般都在零毫一至零毫三之间，“九源堂”这边见记号发药，这些年来，从未出过问题。
殷贤铭对照“施一帖”开给应靖波的药方一看，右上方果然有配进砒霜零毫三的记号，也就是说，1月3日“九源堂”账目上记录的砒霜出货零毫三，确实是配进了刘巧玲所抓的药里，但是，剩下的那没记在账上的零毫三又该怎么解释呢？要知道，那才是致命的关键。
意识到有进一步解释的必要，汤老板进而又说，像砒霜这样的剧毒之药，各家药号向来都是特别谨慎地保管，毕竟流散出去，那就可能是人命案子，开不得半点玩笑。“九源堂”有规定，店内只有两个人可以接触砒霜，一个是他自己，另一个就是他的内弟、账房先生黄承议。同时为了取药方便，“九源堂”的砒霜都是事先按零毫一至零毫三的剂量一包包分好，然后按“施一帖”药方上的记号发货。1月3日那一天，他有事不在店里，照例是账房黄承议接的方子，配的药。
根据汤老板反映的情况，两位侦查员问账房黄承议，刘巧玲拿“施一帖”的药方来抓药，你是否按照记号配了砒霜？
账房黄承议承认，按记号配了零毫三的砒霜。
两位侦查员又问，零毫三的砒霜吃不死人，但是恰恰在你给刘巧玲抓药后，库存砒霜却少了零毫三，如果这零毫三配进了刘巧玲抓的药里，正是砒霜下毒致死量，对这库存缺失的零毫三砒霜，你怎么解释？
面对这个问题，账房黄承议显得很痛苦，最后精神恍惚地说，“抓药的时候，我走了神，看差了'施一帖’的记号，抓了两份零毫三进去。”
对这个说法，两位侦查员当然不信，但是又无法排除这种可能。
仇越说，“应靖波应该就是被这零毫六的砒霜毒死的，可到底是医疗事故还是人命案子，性质定不下来啊？”
殷贤铭说，“还是先请示领导吧。”
然而，让两位侦查员万万没想到的是，刚从派出所往分局打过电话，还没有找到侦查科长，办公室外突然传来消息，“九源堂”账房先生黄承议在派出所厕所里上吊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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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不清，就上吊。
这分明就是畏罪自杀。
得出这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后，两位侦查员认为案件性质已经明确，这是一起毒杀命案，“九源堂”账房先生黄承议虽然畏罪自杀，已经死了，但是汤老板脱不了干系，因为黄承议投毒，背后是否有人指使，尚不明确。他的死，到底是畏罪，还是背锅，也需要进一步调查。
分局领导认为拘留“九源堂”汤老板的建议是合理的，并要求通过对汤老板的审讯，尽快查明账房先生黄承议的作案动机。
“九源堂”的汤老板，是个巨大的胖子。
当他得知自己被拘留后，一身的肥肉都在痛苦的晃动，他不明白这突然而至的灾祸，到底因何而起？从何而来？
在被押往看守所的路上，他反复说着同一句话：“老黄不是坏人，九源堂怎会造孽。”
第二天上午，殷贤铭、仇越前往看守所，准备提审一夜几乎未眠的汤老板。但是，刚出分局大门，他们就让一位“不速之客”拦下了。
这位“不速之客”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矮个子男人，相貌丑陋，但眼神温和，他自称是本市“同养润药栈”的老板，姓齐名同泉，此来是为证明“九源堂”账房先生黄承议与太平路赢德坊那位姓应先生的死，绝无关系。
两位侦查员见这位“不速之客”表情严肃诚恳，并不像开玩笑，于是将他领进接待室，要他把话讲明白。
“不速之客”齐同泉说，“九源堂”出售的所有药材，向来都是从他的药栈进货，其中也包括砒霜。“同养润药栈”是一家已经传了五代的药材批发商行，涉及砒霜这一味剧毒药，祖上有传下来的规矩，在购入的砒霜中，总是掺上五成面粉。这一手并非为了多赚钱，纯是为了积德。毕竟那是毒药，一旦让人用于不法奸行，那就是人命大事，掺些面粉，可以减低些毒性，或许能够在无意间阻止谋人性命的不法勾当。所以，凡是从“同养润药栈”进的砒霜，只有同等剂量的一半效力。昨晚，“九源堂”伙计跑来讲，账房先生黄承议多抓了一份零毫三的砒霜，闹出了人命，他自己竟在派出所上吊死了。“九源堂”的砒霜出自我家药栈，我知道他是冤屈而死，这个时候如果不把这个关节说出来，良心上过不去，所以一早，我就来了。
两位侦查员听完齐同泉所讲，震惊之余，立即向领导汇报这一情况，建议马上对业已封存的从“九源堂”提取的那一两多库存砒霜进行化验。同时，他们即刻又对“同养润药栈”以及跟该批发商行有业务往来的那些下家中药号的库存砒霜进行随即抽检，结果证实齐同泉所述属实，这就意味着黄承议即便给刘巧玲所抓的药里多配了零毫三的砒霜，但两个零毫三只有一半毒性，并不足以致命，也就是说，刘巧玲所抓的药里，除了“九源堂”零毫六的砒霜，还有其他处的砒霜。
经过进一步调查得知，“九源堂”账房黄承议，患有严重肺结核，是一贯道的狂热信徒，不久前已经被列入本市即将进行的第二次集中批捕名单，如果他没有上吊自杀，落到他身上的刑期不会少于十年。
因为这个缘故，近一个月来，黄承议心神不宁，严重时甚至精神恍惚，刘巧玲来抓药那天，正是他最糟糕的时候，所以他犯了一个平时绝不可能犯的低级错误。
他以为应靖波是死于他的疏忽，加上身患绝症，前途凶恶，在派出所，他精神上最后一丝弦被彻底地崩断了，他的死，既是畏罪，也是轻生。
幸亏齐同泉及时站出来，为他说了公道话，否则，他的死，极可能掩盖应靖波之死的真相。
“九源堂”以及账房先生黄承议因此被排除嫌疑后，除了“施一帖”遭到问责，往后不再行医，死者妻子刘巧玲的嫌疑自然就加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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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前期的侦查中出现了黄承议上吊自杀的风波，上级决定组建专案组侦查此案，专案组成员除了之前承办该案的殷贤铭、仇越，另外指派了一个三十来岁的侦查员汪风帆，担任专案组组长。汪风帆是青岛市公安局的一位副股长，不仅忠诚可靠，而且经验丰富。
命案、砒霜、淫妇，这是“潘金莲”让中国人形成的某种惯性思维。
重新审视刘巧玲，虽然从投毒逻辑上讲，说是她下的毒有些说不通，但是从作案动机上讲，她是最有可能的。
因为先前两名侦查员将怀疑的重点都放在了黄承议身上，无形当中，他们就把刘巧玲搁置在了一边，现在他们调转方向，首先感到的就是对刘巧玲以及应靖波的具体情况，其实一点不了解。
自古奸情出命案。
这是专案组组长汪风帆对这个案子的一种直觉。但是奸情这个东西，在生活就像一枚硬币有两个面，因此“花”的一面要查，“字”的一面也要查。
刘巧玲也知道自己被再度怀疑成了“潘金莲”，当三名侦查员通过派出所传唤她时，她的情绪有些激动。
刘巧玲说，“我不是潘金莲，应靖波也不是武大郎！顾忌颜面，有些事轻易我是不想说的，但是现在不说不行了，应靖波生性风流，一贯在外沾花惹草，我早已不管了，只要他拿钱回家，只要他还知道自己有老婆孩子，他在外面爱怎么花就怎么花，我只图这个家不散。”
殷贤铭问，“难道你一点不恨他？”
刘巧玲说，“恨有什么用，我不恨。生活嘛，到最后都是不能看的，在我这里，该拿起来的我拿起来，该放下去的我放下去。我是不可能拿砒霜毒他的。”
经过深入调查，刘巧玲的说法是属实的。
据应靖波的发小大罗讲，应靖波在外面确实有女人，而且不止一个，所以当他出事之后，他才会怀疑是刘巧玲报复杀人，但是大罗也承认，刘巧玲在生活上是个大气有主见的女人，凡事拎得清，平日里从没见过她跟应靖波吵闹过，理智地看，她的确不像潘金莲，但是天下最毒妇人心，谁又知道呢？
太平路赢德坊的左邻右舍也证明，应靖波、刘巧玲夫妇俩，几乎没有吵过架，两人感情很好的，至于大家私下里的议论，说她是潘金莲，其实都是嚼舌根，这中间有看热闹、嫉妒、见风就倒的成份。
“花”的一面查完了，接下来就是“字”的一面。
专案组一开始问了好些人，大家都不知道刘巧玲是否有感情出轨、婚外恋之类的事情，直到问到刘巧玲的一个表妹，“字”的一面才算是查出实质内容。
刘巧玲的这个表妹，二十一岁，名叫李婉萍，在纱厂当挡车工，目前担任车间工会委员，是厂里的积极分子、共青团员，现正积极争取入党。
据李婉萍说，刘巧玲确实有一个婚外情人，这人姓丁，是她的初中同学，他们的这层关系藏得很深，很少有人知道。
在最敏感的问题上，刘巧玲选择了掩盖，毫无疑问，她的嫌疑又进一步加重了。
就在这个时候，派出所又传来一个对刘巧玲极为不利的消息：户籍警从居民小组长那里了解到，1月3日出事那天的下午三时许，刘巧玲曾离开过家，从胡同里穿行而过，不知去了哪里。
针对这个情况，殷贤铭说，“刘巧玲在第一次接受问询时，曾肯定地说从'九源堂’抓药回来以后，她一步也没有出过家门。在这个问题上，只有不可告人，才会选择撒谎。”
仇越说，“潘金莲具体是什么样，我们都不知道，在我看来，刘巧玲已经不是像不像的问题了，她在最关键问题上的两次掩盖、撒谎，不禁会让人产生这样的推测，她与婚外情人丁某合谋毒杀了亲夫，1月3日下午出门，极可能就是取砒霜。”
汪风帆说，“刘巧玲身上的嫌疑的确越来越重，但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我们不能妄下结论。我的看法是不妨将刘巧玲放一放，先查她的这个丁姓情人，让两人相互照照镜子，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破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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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巧玲的婚外情人，名叫丁学贤，是邮电局报务房的技术维修工。解放之初，社会上对邮电职业沿袭旧社会的称谓，称他们是“金饭碗”，而丁学贤的岗位又算是金饭碗中的金饭碗。
因为是邮电局的技术尖子，又是高工资，丁学贤不光在家里脾气大，在邮电局也牛气的很，见到局长也只简单地点一下头。他的妻子因为他老是动手打人，一年前跟他离了婚。他跟刘巧玲相好之事发生在其离婚之后。据他在喝酒时向同事透露，他跟刘巧玲是在马路上偶遇而续上前缘的，后来交往多了，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要娶刘巧玲。同事中另有一位他们的初中同学，知道刘巧玲的丈夫是公司老板，身强体壮，练过武术，曾开玩笑说，学贤你小子小心点儿，刘巧玲的丈夫可不是吃素的，小心让他知道了揍你个半死。丁学贤冷冷地说，敢挡老子路的，老子也要他好看。揍我个半死？哼！小心老子先要了他的命。
据调查，1月3日丁学贤上白班，下午他曾接到一个电话，于是向报务房主任打招呼，说有事要临时出去一下。大约在三点钟左右，他骑着邮局的自行车出去了一趟，去的哪里他没有讲。
对丁学贤的初步调查，让专案组有了一个强烈的感观，应刘丁之间，有“奸情出人命”的诸多特征，尤其是1月3日，丁学贤的离岗与刘巧玲的离家，很容易使人产生“奸夫淫妇合谋杀人，碰头送取砒霜”的联想。
鉴于此，专案组决定次日传唤刘巧玲、丁学贤，分别对他们进行问询，让这一对疑点重重的男女相互照照镜子。
让专案组感到惊愕的是，次日清晨，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刘巧玲竟不请自来，并且带来了一个令人感到突兀的消息。
据刘巧玲讲，这天早上，她七岁的女儿雪婵和五岁的儿子雾鸣因为争抢糖纸打了起来。经她一问，不禁大吃一惊，1月3日下午她们家里竟然来过一位不速之客。
说到这里，刘巧玲插叙了一段话。
她说对不起，由于另有原因，我曾说了谎，其实1月3日那天下午，我把药抓回家浸在药罐里后是出去过一次的，不过时间不长，也就十来分钟而已，而且就在我家胡同口，所以就没有讲。
说来，这实在是一件小事，不过却是我的隐私。
那天从“九源堂”抓药回家途中，经过“日升帽店”时看见有人在排队购买一种绒线帽，式样很别致，颜色也好看，而且价格也不贵，我就动了心，想了想就排队买了两顶。一顶红色的是给我丈夫的，另一顶咖啡色的，是替我初中同学丁学贤买的，他在邮电局工作。
买了帽子后，我在店里给丁学贤打了一个电话，让他三点到我家对面马路口来一趟，我有东西要给他，他一口答应了。这样，我就在约好的时间出去了一趟，把帽子给了丁学贤，又说了几句话就回家了，前后不过十几分钟的时间。这件事，无关紧要，又是我个人的隐私，我本不想告诉任何人，但是今天早上我从两个孩子口中得知，在我出去的这十来分钟，竟有人来过家里，我觉得这很蹊跷，可能跟我丈夫的死有关，所以马上赶来向你们报告。
专案组组长汪风帆要刘巧玲仔细说说那天下午家里来人的情况。
刘巧玲说，女儿雪婵记得很清楚，那天下午她刚出门，忽然来了一个阿姨，手里拿着笔记本子，上面别着一支钢笔，说是“爱卫会”来检查卫生了。说完，她掏出六颗“玻璃纸”包装的糖果，分给姐弟俩一人三颗，然后就进了厨房。
从厨房出来后，她说这是突击检查，按照上面的规定是不能让家里大人知道的，如果告诉家里大人，下次再来检查的时候就要给你们家插黑旗，如果不告诉，下次再来检查的时候会奖励他们更多更好看的糖果。
“玻璃纸”包装的糖果对孩子诱惑太大了。这几天，姐弟俩为了得到更多的糖果，一直守口如瓶，家里死了人，乱糟糟的，也没有人注意到姐弟俩手里有陌生人给的糖果，这天早上，姐弟俩争抢糖纸，我去问，这才知道1月3日家里来过人，我感觉这人是奔着给我的药罐子下毒来的。
说完，刘巧玲将那六张糖纸交给了专案组。
汪风帆一看，这六张糖纸果然精致漂亮，从上面印着的文字看出，这是上海“冠生园”出品的“燕子太妃糖”。厂家为了招揽生意，将糖纸设计成了一套数张，一样的图案文字，不同的颜色。这六张糖纸，是红、绿、黄、白、蓝、紫六种颜色。
刘巧玲反映的这个情况，使专案组对她的怀疑产生了动摇。
专案组认为，这个案子充满了各种蹊跷与巧合，刘巧玲反映的这个情况如果属实的话，真相可能就要浮出水面了。
为了核实此事，专案组兵分两路，一路由汪风帆去邮电局找丁学贤了解1月3日是否有过刘巧玲所说的那段情节；另一路则由殷贤铭、仇越两人前往应家向姐弟俩以及周围邻居调查1月3日出现的那个女人的一切情况。
调查下来，丁学贤所说的情况跟刘巧玲相符，而且丁学贤来取帽子的时候，还在太平路赢德坊马路口的一家烟纸店买了一包烟，当时丁学贤没有零钱，给了店主一张整票，店主找不开，丁学贤就说先不找了，几时我路过了再来取。这就意味着刘巧玲、丁学贤之间的事，烟纸店的老板是目击证人，可以证明他们所言不虚。
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殷贤铭、仇越跟应家姐弟俩聊下来，所获得的线索除了刘巧玲所陈述的那些外，还得知那个女人来应家时，头上扣着一顶红色有帽檐的绒线帽子，头发是烫过的大波浪，身上有香水味，穿着一件紫色毛皮大衣，说青岛当地话。
太平路赢德坊的左邻右舍证实，1月3日那天并无任何人前来检查卫生，也没有人留意到有这么一个女人在胡同里出现过。
将这些情况综合到一起，1月10日下午，专案组在市南分局驻地举行案情分析会，讨论如何寻找那个神秘的女人。
殷贤铭说，“从这个神秘女人的装束看，给人妖娆的感觉，绝不可能是公家的人，现在可以断定，这个神秘女人是假借检查卫生之名潜入应家投毒的，但问题是，她为什么要投毒？”
仇越说，“应靖波生性风流，这个神秘女人会不会与他有情感纠葛，这才生出命案？”
汪风帆说，“如果这个神秘女人与应靖波存在情感纠葛，她投毒杀人的机会应该很多，登门投毒显得笨拙了些，况且她怎么知道刘巧玲会在那个时间点出去呢？除非她一直跟踪监视着刘巧玲。”
殷贤铭说，“汪组长分析的很对。我判断这个神秘女人更像受人指使，刘巧玲只离开家十来分钟，她能抓住这个时间，进到应家厨房投毒，说明她一定就在附近监视着刘巧玲的一举一动，而且知道刘巧玲会出去，这么说的话，我更加认为，这个神秘女人只是这起投毒案的一个环节，除了她，极可能还有其他人参与这起投毒案，他们之间存在着跟踪监视的交叉配合，只要这样，她才能抓准刘巧玲出去的那十来分钟。”
汪风帆说，“小殷不愧是老侦查，我赞同他的分析。如果这个神秘女人在应家附近监视刘巧玲的一举一动，就她那身妖娆的打扮，很可能有人看见她，并因此记住了她，这是我们接下来一个重要的侦查方向。但与此同时，我们仍然不能忽略这个神秘女人与应靖波存在情感纠葛的可能，命案的底下到底藏着怎样的真相，没有揭开之前谁也不知道，所以在这个方向上的排查我们不能漏掉。”
这次案情分析会结束之后，两个方向的排查立即展开。
让专案组感到震惊的是，与应靖波关系密切的女人竟然有二十多人，其中有两人确系应靖波的情妇，且与其有情感利益上的纠葛，但是经过深入调查，这两个女人在1月3日，都有不在场证明，因此可以排除嫌疑。
第一路的排查，是由汪风帆亲自带队负责的。
1月11日，汪风帆带领四名侦查员来到应家所在的太平路，以那个神秘女人的视角来选择符合隐藏同时便以监视的场所，结果大家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胡同口西侧十几米外的“孟春茶馆”。
“孟春茶馆”是一幢二层建筑物，二楼伸出底层大约两米，高踞于人行道上方。如果在二楼伸出位置靠东侧的那副座头上，可以把赢德坊路口看得一清二楚，刘巧玲只要出来，就逃不过上面那双监视的眼睛。
“孟春茶馆”金老板，看上去给人八面玲珑却无奸猾之感，听汪风帆表明来意，将那个神秘女人的妖娆打扮讲出来后，他立刻表示，茶馆难得有女人独来，那个女人穿着时髦，有几分姿色，他记得很清楚。
金老板说，那个女人上楼后，跑堂小邓将她往朝西窗口的座头上引领，朝西的座头冬天可以晒到太阳，但是这个女人却一口回绝，只顾往临街的东侧窗口那副没有阳光的座头上去了。坐下之后，她要了一碟瓜子、一碟花生、一壶毛尖，一直朝东打望着，后来不知为何突然就走掉了，那壶毛尖一口没喝。
汪风帆站在同样的位置向东打望，那视角正对着应家所在的赢德坊路口。
汪风帆问，金老板确定这个女人此前没来过孟春茶馆？
金老板说，没来过。
汪风帆又问，你以为老茶客中会不会有人认得这个女人？
金老板说，我正想说，这女人身上透着股风骚胭脂味，看上去像从窑子里出来的，我这里的老茶客，有些过去是那里的常客，将他们寻来问问，说不准认得这个女人。
旧社会的茶馆老板，一眼看穿人的底细，那是环境磨出来的本事。听金老板这么一说，汪风帆心里有了底，然后请金老板开名单，将那些过去常逛窑子的茶客请来。
这一步棋，落到了要害。
有位五十多岁的老茶客说，你们要找的这个女人，好像在“雅秋馆”见过。
青岛的妓院那时候已经全面取缔，但是民政局里存有档案。专案组到民政局迅速查到了“雅秋馆”被取缔时登记造册的档案，但是经那位老茶客辨认照片，并没有发现那个女人。
专案组并没有就此放弃，之后他们又到市看守所，向三个月前被逮捕的原“雅秋馆”老板钟艳兰调查了解，最后他们锁定了一个叫张少珍的女人，这女人在1948年初夏离开“雅秋馆”，从良后听说去做小了。
顺着这条线，专案组查下去，很快得知；张少珍并非属于那种明媒正娶的嫁人做小，而是给一个姓辛的有钱商人做地下情人，目前被姓辛的金窝藏娇，住在台东区洮南路一幢公寓楼里。
得到这条至关重要的线索，专案组立即前往这幢公寓楼，经门房老戴指引，敲响了张少珍的房门。
多次敲门，无人应。
专案组请来一个锁匠将房门打开。
进门之后，屋里的景象让侦查员心里顿起疑窦：厨房里的一个小铝锅里，剩下的半锅米饭已经发霉；卧室桌上的1951年台历，只翻两页，停留在1月3日上；卧室的床头柜上，一盒已经开封的上海“冠生园”生产的“燕子太妃奶糖”赫然入目，打开盖子，里面的糖果包装纸跟刘巧玲交给专案组的那六张糖纸属于一种式样；所有的抽斗、橱门锁具均完好无损，锁匠打开后检查发现，金银首饰、现钞存折、贵重衣物均未动过。
从饭菜发霉，台历未翻动这些细节看，张少珍已经出门多日未归，而且应该是在极仓促的情况下出门的？
她去了哪里？
为什么如此仓促地出门？
从掌握的证据看，1月3日下午，她前往太平路应家往中药里投毒，她的投毒行为当时并没有露馅，所以不存在仓皇出逃的可能。
再朝下推断，汪风帆有一种不祥之感。
这时候，他对侦查员小宋说，我们要对这里进行正式搜查，小宋你下去一趟，给派出所打个电话，请他们过来一两位同志，如果有需要带走的东西，可以先封存到派出所。
这幢公寓楼装有一部电话机，就在底楼门房间里。小宋下了楼，刚走到楼梯拐弯处，突然看见从外面进来一个男子，向门房老戴询问着什么。
老戴看见小宋刚好下楼，便向他招手说，这位同志是张小姐的表兄，说张小姐把钥匙交给他，让他来拿一点儿东西。
听到这话，小宋定睛一看，那人大约三十三四岁，戴着一副眼镜，穿一件中式对襟丝棉袄，一副文弱书生打扮，看样子很像一个教书先生，
对方见小宋打量他，遂开口问道：“这位同志是······”
小宋严肃地说，“我是公安局的。”
此话一出，那人神色骤变，小宋知道这里有名堂，上前一把将他揪住，然后掏出铐子，一把将他铐住。
这是一条意外撞网的鱼，虽然不大，但十分关键。
此人名叫袁昱，身上持有台东区“红星小学”的教师证，对其住所进行紧急搜查后，专案组在他家阁楼上，竟然搜出美国制造的收发报机一部、左轮手枪一支、子弹五十发。
在这些铁证面前，袁昱很快垂头交代——
他是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第113潜伏组”成员，负责报务，兼带干一些组长交办的杂差。至于该组其他成员，他并不清楚，向他直接下达指令的是“113潜伏组”少校组长牛汉峰。牛汉峰的公开身份是“雄山粮行”的老板，地址是市北区海泊路229号。
案件侦查到后期，专案组虽有某种预感，但还是没有想到，应靖波之死竟牵出了这样一桩反特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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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捕牛汉峰，没有遇到任何麻烦。
他没有料到，自己已经暴露了。
牛汉峰到案之后，“113潜伏组”其余六名成员，相继落网。
牛汉峰首先交代了张少珍的下落，她已于1月3日晚上遭灭口，尸体扔在市郊城乡结合部的一口枯井里。次日，专案组找到那口枯井，发现了张少珍的尸体。
至此，“113潜伏组”全部到案，应靖波之死终于真相大白——
“军统”少校情报员牛汉峰早在抗战时期就一直以粮行老板的身份为掩护，在青岛进行秘密活动。军统戴笠死后，原“军统局”改名为“国防部保密局”。1948年初，牛汉峰受命潜伏，组建“国防部保密局第113潜伏组”，共有六名成员，均有合法身份为掩护。“113潜伏组”接受“保密局”总部指令，伺机刺探解放后青岛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情报，还规定视工作需要发展成员，每发展一名成员，可以获得三两黄金的经费。
牛汉峰是老牌特务，虽然他喜欢黄金，但他更知道性命要紧，所以在发展新成员时，非常谨慎。在这两年里，他一共只发展了两名新成员，一个是张少珍，另一个就是应靖波。
牛汉峰发展应靖波，主要是看中他的海产品中介公司，持有可以合法前往青岛地区整个海域诸岛的通行证。应靖波玩女人内行，在社会经验方面非常糊涂，他不知道跟特务打交道就是玩火，只觉得应付一下牛汉峰，每月就能得到一笔活动经费，无论如何，这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一开始，牛汉峰没有接到收集青岛海域军事情报的指令，所以没有给应靖波安排任务，但每月还是发给他报酬和活动经费。
哪知道好景不长，朝鲜战争爆发后，牛汉峰接到指令，让“113潜伏组”收集青岛地区的海域情报。12月1日，牛汉峰给应靖波下达了指令，同时拨给特别经费一百五十万元。
但应靖波收下特别经费后，却按兵不动，也不向牛汉峰说明任何理由。牛汉峰等了十天，不见消息，曾派人催问，应靖波每次都说“正在进行”，但始终没有下文。
意识到应靖波临阵缩头，玩弄组织后，牛汉峰按照军统惯例，决定对应靖波实施密裁。在军统的字典里，玩弄组织与背叛组织无异，必须处死。
决心实施密裁之后，牛汉峰向手下三名特务发出指令，密切注意应靖波的动向，每日一报。
“113潜伏组”三名特务通过跟踪、窃听电话等手段，很快查明应靖波最近频繁地跟医生接触，正在治疗一种叫“痹症”的毛病，牛汉峰获悉，制定了毒杀计划。
因为受到了严密监视，1月3日这一天，“施一帖”给应靖波开方子，刘巧玲去“九源堂”抓药，回家途中去“日升帽店”买帽子，给婚外情人打电话，跟踪特务了如指掌。
牛汉峰怀疑张少珍想脱离组织，逃去海外，于是让她去执行毒杀任务，并诓骗她说，等她完成任务，就将她撤往香港。
张少珍闻之大喜，于1月3日下午，趁刘巧玲出去给婚外情人送帽子的十分钟空档，冒充卫生检查，潜入应家，在中药中下了牛汉峰交给她的砒霜。
毒杀应靖波之后，张少珍原以为自己能够远走高飞，到香港去过潇洒日子，不想当天晚上，就被牛汉峰骗出家门，然后遭到了灭口。
牛汉峰杀张少珍的理由很简单，军统潜伏组只能直着进来，横着出去，想脱离组织，只有死路一条。
将张少珍灭口之后，见半个多月过去没有任何动静，牛汉峰于是派袁昱前往张少珍住所，想拿走她的金银细软，不料，竟就这样撞到了枪口上。
这种巧合，让牛汉峰面如死灰。
1951年7月配资平台在线咨询，“113潜伏组”成员被押上审判台，牛汉峰等四名特务被判处死刑，其中三人立即执行，一人缓期两年执行，后改判无期徒刑；另外三名成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至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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